“内参为王”的时代，与官方的直接联系依然是智库影响力的决定因素。政策细则待定，体制内智库希望打破僵化的人事财务机制，民间智库则盼望鼓励企业捐赠以维持生存。

     2015年1月20日，智库们奔走相告“春天真的来了”。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

     回首近几年对中国各类智库所做的长期跟踪观察，中国网智库频道原负责人张林告诉财新记者：“《意见》公布我们就安心了，至少证明我们之前围绕智库所做的研究、报道和呼吁不是‘自嗨’。”

连一直抱怨民间智库被歧视的大军咨询创始人仲大军也感受到了温度的变化。“政府制定了新的政策，主要是注册管理方面。以前我们办民间智库想去民政局注册很难，没办法都跑到了工商局注册成企业。现在民间智库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来注册有思路了。前几天民政部还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文件起草讨论会。”

     春天并非忽如一夜来，被智库研究者们挂在嘴边的《意见》，在公布前经过了长期的酝酿。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明确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当时官方文件还更多地使用“思想库”而不是舶来词“智库”。2013年4月，习近平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把智库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此后，媒体持续聚焦“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美国著名智库的名字一时成为媒体报道中的高频热词。

     正如《意见》的结尾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按照本《意见》精神制定具体办法”，欢呼进入春天的智库也意识到，真正更实质性的改变可能还要等些时日。

春天里的烦恼

     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和价值所在，但如何界定一直缺乏标准。今年初由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和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中国网联合发布的《2014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希望采用客观指标来构建公允的智库评价体系。报告将智库影响力分为专业影响力、政府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等四项，比如国际影响力是根据该智库与国际机构合作的频次、合作的国外智库数量、智库主要研究人员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次数等数据综合计算得出；而政府影响力，具体指标包括智库为政府人员培训的数量和级别、承担政府委托项目的数量和级别、获得政府领导批示的数量和级别，以及参加政府部门座谈会的数量和级别。

     基于这一整套评价体系，《智库影响力报告》排列出了中国综合排名的前二十名，以及各分类榜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名列智库综合影响力前五；北大国发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分列高校智库影响力前三名;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分列民间智库前三位。

     在零点-中国网版《智库影响力报告》发布之前，行业内已有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智库排名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智库排名，后两者都是采用同行专家提名和主观打分的方式。

     毫无疑问，在中国，智库的影响力主要来自其对权力的影响力。很多智库并不愿透露自己获得高层批示的数量，作为《智库影响力报告》参与者， 张林感叹，“即便这一指标没有分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也可以稳居智库综合影响力前两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成立于1981年，其官方网站显示，2014年该中心报送各类研究报告483篇，中央领导对其中121篇报告作出批示301次。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于1977年，官方网站显示，社科院现有研究所31个，研究中心45个，全院总人数4200多名。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曾透露，作为中央政府最主要的高端智库之一，社科院有自己的上报系统，有多种报告呈送，其中最重要的报告只送给40多人看。

     中国智库的整体状况大致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所说：“目前我国有近2000家各类政策研究机构，约90%是体制内的，主要设立在各级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技系统和企业。长期以来，它们是我国决策咨询体系的主体。”

     学界、媒体对这2000家大大小小智库的分类方法有很多种。大致都是按照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社会科学院和高校）、民间智库三分天下；也有的因为社科院系统体量巨大，将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

     但人们逐渐发现，这些标签对于说明智库的影响力意义不大。“做得好的民间智库基本上还是与官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受访的智库研究者都向财新记者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很多体制外智库的高层渠道让我们这些体制内智库望尘莫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项目组执行组长李凌说。

     被称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下称国经中心）2009年3月成立，拥有包括理事长、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内的超豪华阵容。2013年，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中心的终极目标是建成中国民间智库的旗舰。本次采访期间，国经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又向财新记者做了修正：“国经中心的定位是社会智库，不叫民间智库，也不叫半官方智库。”对于过去媒体报道大都将国经中心称为“一家政府智库”一事，魏建国表示，“外面怎么看是外面的事情，财政预算里面没有给我们的钱，我们也没有编制。”

     但在谈话中，魏建国并不讳言国经中心强大的体制内运作背景，“我们有的理事可以参加国务院常务会议”，“我们会安排研究人员到地方挂职副县长，回来之后写出来的东西明显更接地气”。

     很多近年新崛起的民间智库都有类似的特点。盘古智库的发起人易鹏曾是国家发改委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会长王辉耀担任着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等职务。

     体制内智库（包括党政军、社科院、高校）的烦恼大致相同，而民间智库各有各的烦恼。

     体制内智库大多受限于公务员、事业单位体制的人事和财务管理限制。一位体制内机构的研究人员举了几个例子：“领导干部每年出国的次数、每次出国的天数、每次出访的国家都是有限制的，如果我们要考察‘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可能就要反复回国重新申请”“如果我们外请一个同声传译，要支付人家工资，有时候会议有保密要求需要用自己的同志翻译，却不能支付报酬”。由于人才激励机制不足，体制内智库人员跳槽到公司的现象时有发生。

     民间智库则因为吃不上财政饭，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经费问题。即使进入了智库的春天，智库研究学者清华大学朱旭峰教授依然认为，对于中国的非官方智库来说，首先是要活下来。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的前身是2000年成立的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它的创始人仲大军下海前曾在新华社和《中国经济时报》工作。由于在民政部注册受阻，仲大军将自己的智库在西城区工商局登记注册为股份合作制公司。自成立以来大军咨询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是仲大军一个人进行的。

     经过十几年的艰难求生，64岁的仲大军坦承现在“有些懒了”：“这些年就靠写文章，哪里能发就发，有没有影响政策，我们也不太去管了。我们也在观望，形势不好就不干了。”当然并不是每个非官方智库都担心生存问题。之前有媒体报道，被称为“超级智库”的国经中心在成立之初就有5亿元基金作为后盾。对此，魏建国澄清，“只筹到了3亿元”，“每次办论坛、峰会都要单独筹集资金，就几百万元”。

     知识到政策间的鸿沟

     智库被称为知识到政策之间的桥梁，对不同智库来说，桥有长有短。参与智库报告制作全过程的张林和李凌都认为，现今，智库影响决策的主要方式还是内参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