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罗援少将，对自家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十分清楚：“内参批示也有，不便说，对决策层也是有影响的。作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我曾经以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副会长的身份提了一些建议，有些已经被国家采纳了。当时我们一共提了25个提案，其中10个提案已经落实了，包括在南海设立特别行政区、成立国家海警队、国庆游行设立老兵方队等等。”

     清华大学教授朱旭峰在《中国思想库：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研究》一书中，通过构建模型、定量分析发现：理应成为智库核心能力的专家知识运用能力，无论是在社科院、高校还是民间智库，对实际智库影响力贡献都是次要的；智库通过提高本机构的综合研究能力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效率并没有通过政府关系来的高。简而言之，就是搞好学术效果不如搞好政府关系和人脉——当然这是针对所有类型的智库。

     也有智库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不同意这种说法。一位社科院研究人员分析认为：“选择民间智库还是官方智库，跟买方有关，如果是政府机关要委托智库做课题，当然交给官方智库更放心，出了问题承担的责任也小。”他同时强调，官方背景较弱的体制外智库即使缺乏“内参”渠道，也可以通过媒体影响公众和知识精英来发挥影响力，并最终获得官方的关注。

     很多情况是桥梁的两端都很茫然，智库不知如何找到需求方，需求方也不知道哪家智库可靠。罗援告诉财新记者，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也会把一些研究课题委托给其他智库来做，或者合作，但“不知道哪个是正儿八经的”，或更有权威、更有实力。他建议“梳理一下智库黄页，分门别类列一个名单”。国经中心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魏建国表示，民间智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时候不知道找谁合作。

     一旦打通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或者民间智库得到了官方的好评，市场反应常常很明显。

     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智库报告负责人郭维维告诉财新记者：“去年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提了一下零点调查，之后负责政府项目的部门业务涨得很厉害。零点的公共智库部门以前做社会性的、公益性的调查，都是自己花钱做，所以都是微亏或者持平，去年一下就变为盈余。”

     郭维维这样看智库春天带来的变化：“如果说是影响宏观政策制定的能力，零点是很弱势的。偶尔也能拿到批示，但是很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几年宏观环境也没有变得更好。但如果从拿到政府的调查项目的角度，现在环境好了很多，只不过可能有的项目不方便以零点的名义发布。”

     探索与观望

     2015年6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微信公众号上挂出了特约研究员和研究助理的招募信息。从招募信息可以看出，公共政策中心正在调整自己的研究团队，跨学科、跨单位甚至跨体制的研究合作在被引入传统的研究机构，而人才流动的入局很有可能将搅动原有的用人格局，为原有的研究人员带来一定竞争的压力。

     虽然《意见》从组织管理体制、研究体制、经费管理制度、成果评价和应用转化机制、国际交流合作机制五个方面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但大都是原则性的。半年来，高端智库们已开始探索如何将原则付诸实际。

     所谓“高端智库”，是指《意见》提出的重点建设50-100个国家亟须、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意见》明确提出支持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科协、中央重点新闻媒体、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军队系统重点教学科研单位及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开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

     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扬向财新记者透露：高端智库试点的选择是采取点名的方式，比如由中央点名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一些智库领军人物，之后成立相关的监管理事会，制定高端智库的管理办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央党校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本机构的高端智库试点方案已经上报正在等待中央批复，目前不便接受媒体采访。中央党校方面强调，“试点方案有1万多字，方方面面都有，到时候就知道了。”

     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意见》颁布后不久，较早参与中央党校智库建设工作的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科研部主任梁言顺就对《光明日报》表示：《意见》强调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特”，较好地处理了智库发展与政治敏感之间的关系，比如在基本原则上，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强调坚持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工作，明确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政治红线、法律底线和努力方向。

     从高端智库负责人之前透露的零星信息看，高端智库试点的改革热点集中在人事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曾表示，人才是智库的根本，人事制度是高端智库建设最核心、最关键、最先要做的制度设计。

     李凌利用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的平台了解过很多智库的改革想法。“最重要的一个是人、一个是钱。现在人才的评价还是按照高校的体系，看发表论文数，但是智库和学术机构不一样，评价要看咨询建言的质量。而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很多机构都在不停地报课题，课题费使用上又容易出违规行为。这个状况需要改变。各地都在制定细则”。

     《意见》中针对社会智库的论述，集中在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文件中，社会智库的定位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成部分，要求坚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由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规范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智库的若干意见，确保社会智库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进一步规范咨询服务市场，完善社会智库产品供给机制；探索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营造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

     虽然《意见》中未曾提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盘古智库等民间智库都在接受采访时呼吁企业捐赠民间智库。王辉耀提出，建设新型智库，首先要为民间智库争取参与权，尤其是政府的公共政策采购，要严格遵循采购制度，政策课题的招投标一定要对所有智库开放，而非包干给体制内的单位；其次，要建立支持智库经费的渠道，鼓励企业捐赠智库事业。

     根据企业所得税相关法规的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民间智库呼吁，智库生产的是非盈利性产品，企业捐赠智库也应该具有抵税资格。

     即便面临生存问题，民间智库依然大多选择回避境外资金。中国社科院下属某研究所也透露，不太敢接国际项目，怕有事说不清。

     “智库需要提供的是关于公共政策的建言献策，而不是改变政治体制。”上海社科院李凌认为，民间智库有很多可以研究的，“没有必要去碰这些敏感的话题”。（财新 周淇隽） [返回光明网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