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岳院长认为，《决定》把“更公平”摆在更重要的位置，只有“更公平”才能惠及到全体人民。

　　主持人余锦婷：“更公平”这个词在我看来非常关键。《决定》中反复出现“公平”这个词，是因为我们现在社会中有很多不公的现象才导致我们要往这方面去追求吗？

　　岳经纶：可以这么理解。这些年的发展中的的确确出现了一些不公平的地方，老百姓也很关心这方面的问题。社会不公成了很长一段时间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决定》把“更公平”摆在更重要的位置，只有“更公平”才能惠及到全体人民。不公平可能是有益于一部分人，让一部分人的收益建立在另一部分人利益受损的基础上。不怕贫富差距，最怕的是富人富起来的手段不道德，这就成了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是靠诚实劳动，靠自己的能力致富的，可能问题不大，但是通过寻租、非法的手段，从道德上来讲是有问题的致富的话，这个不公平感会更强烈。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大家对不公平的问题是非常关注的，不公平是由于制度不公导致的，农民工的处境也是由于社会不公导致的，由于出生地不同而导致的境遇不同。这几年我们的社会保障发展得比较快，做了全民医保，也差不多做了全民养老保险，但是大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满意程度反而好象增加了。

　　主持人余锦婷：为什么呢？

　　岳经纶：就是因为大家更加关心社会保障制度，发现社会保障制度其实很不公平。

　　主持人余锦婷：比如说呢？

　　岳经纶：比如双轨制，城镇职工有一套社会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有一套社会保险制度，这样大家就觉得很不公平。因为城镇职工的养老金水平比较低，事业单位的退休金比较高，差别比较大，大家都同时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为什么到退休时差别那么大呢？农民很多社会保险项目都没有，他们也觉得不公。所以大家越关心社会保障制度，就发现社会保障制度有很多不公平的现象，所以不满意的感觉就强了。所以要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可能就要改变过去按户口来建立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按职业来分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传统的做法要改一改了，可能要思考一个按照公民身份，按照社会公民权力的逻辑来建构一套社会保障制度。

　　主持人余锦婷：可是我们这里也要想，如果按照职业或者不同的身份、社会权力来建构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话，它的可操作性其实看起来不是很高。

　　主持人余锦婷：比如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超越户籍身份差异、职业差异的角度，就是我们讲的基本养老金，我们现在讲要全国统筹养老金，即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过去讲的是职业的基础养老金，如果把它扩张到不管城镇职工还是机关事业单位还是农民、城市居民，我们都有一个基础养老金的话，如果做了统筹，大家就统一了，不管农民还是居民，不管是职工还是公务员，只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的拥有者，你就享有全国一致的基础养老金，这是建立在一个公民身份基础之上的，只要是这个国家共同体的成员，我拥有这个成员的资格，就享有这个基础养老金。这是可以操作的。

　　岳经纶：这是一个普惠型的，人人都可以享受的，体现了平等，但是养老保险不能光讲平等，还要讲贡献，养老金在国民年金的基础之上再按照职业来分，前面的基础养老金体现的是国家责任，然后为了体现不一样，就在职业的层面再做一个补充的养老金，这样就把国民身分与职业身份结合起来了。我们过去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只是考虑职业身份，或者只考虑户籍身份，而没有把国民身分考虑进来。全世界社会保障制度不是说大家完全享受一样，是有差别，但是在差别的背后有一个平等的基础，这个平等的基础就是他的国民身分。基于国民身份而拥有的社会权利，在这个平等的社会权利基础之上再根据职业的差异或者一定地区的差别来定。在平等的基础上再有差别，我想老百姓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的接受度就会高了。我们过去是有差别，但是没有一个平等的基础，所以大家就不太满意。

　　主持人余锦婷：因为这次《决定》提出要建立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您看来，其实是要在体现贡献、区别对待和全国统筹基础性、平等性这一块要同时抓，这样才能实现更加公平和可持续。

　　岳经纶：对，因为目前这种碎片化的模式很不公平，所以要进行整合，整合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公民身份，再讲高一点就是社会公民权利，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