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岳院长指出，教育既是国计，也是民生，广东应该在为农民工提供教育服务方面走得更远

　　广东在社会成果共享上也应该走在全国前列

　　主持人余锦婷：“衣、食、住、行”是群众生活最基本的需求，前面我们谈了这么多，好像这些都还没涉及到，《决定》中是否有涉及？

　　岳经纶：衣的方面，我们现在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吃的方面，《决定》里面也讲了，我们要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全覆盖的监管，保障食品药品的安全。住的方面，社会保障里面提到要健全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立规范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改进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机制。还有讲到要防止领导干部多处占用住房、办公住房等，要推出领导的官邸制，这其实也涉及到住房。行的方面，《决定》里面的确是没有太多的讨论，但是在第四条有提到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的价格机制，要推进交通、电信等领域的价格改革，要放开竞争性环节的价格。我刚才提到，《决定》谈的还是大的制度和机制的问题，由于衣食住行很多是涉及到我们基本公共服务的，如果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做好了，衣食住行的问题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主持人余锦婷：广东是经济大省，也是用工大省。都说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广东有着自己的特性，那么广东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上有哪些要注意的呢？比如说外来务工人员这一块。

　　岳经纶：对，你说得对。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作为在社会改革领域先行先试的地区，在如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方面，我觉得广东应该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的，也应该有一个很强的历史责任感。你刚才提到最富的在广东，最穷的也在广东，那就说明我们广东的贫富差距问题比较突出，或者说地区差距比较突出。说到广东，我们一般是看到珠三角的繁荣，其实我们还有粤东西北比较贫困的山区。 考虑到广东地区差异比较大、外来人口比较多的特点，我们要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的话，我觉得首先要解决这些落后地区的所谓的底线民生的问题。所谓底线民生问题，就是绝对贫困问题要解决好。

　　今年广东省人大专门把底线民生的问题拿出来做了很深的调研，上个月好象也制订了一个解决底线民生保障的方案。广东现在在粤西、粤北这些地区有上百万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面的人，他们的基本生活都得不到有效保障。除了这些，农村低保、五保方面，广东的力度都不够，具体数据我记得不太清楚，但是整个广东在低保的补助、五保户的供养方面，广东的水平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起来这都是一个没有面子的事情。作为一个经济大省，我觉得应该保障这些最底层的民众的生活条件，最好是让他们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另外一块就是农民工。我们是一个农民工大省，外来务工人员特别多，我们过去觉得外来务工人员是一个打工者，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个工作机会已经不错了，你不要想在这里得到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因为这些东西是你老家的事情，是你户籍所在地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农民工子女读书的问题。我们总觉得这个事情地方政府没什么道德责任，教育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你应该回你的户籍所在地。这是很不对的！这些外来工是有原来的户籍，但是他在你这个地方工作，为你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财富，你完全有责任也有条件去为他们提供基本的教育服务，更重要的是你今天不给他提供教育，不盖学校，你明天可能要多盖监狱。这些人的孩子在不公平的环境下面成长，他对这个社会可能会产生很大的怨恨。

　　主持人余锦婷：会产生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岳经纶：当然会产生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地方政府，省级政府，中央政府，在教育的问题上应该要有一些远见，教育是人成长的一个基本需要，我们在教育上面有个问题，总觉得教育是国家发展大计，觉得教育不是一个民生的东西，教育是一个民生的东西。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方面，广东应该做得更好一点，你把这一块完善得好一点，让他们接受主流的好的教育，形成主流的价值观，对将来都是有益的。

　　另外一块就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大家知道，2012年以来广东的工潮比较多，那么多的工潮不是说农民工在法律上的权益受到了侵犯，可能不是拖欠工资，也不是拖欠社保，很多时候是农民工觉得现在的工资收入跟企业的盈利水平差距太大，你钱赚得太多，我们工人的工资应该跟企业的利润水平有一定的关联，因为法定的这些劳动标准仅仅是最基本的标准。过去劳动者接受这个最低标准，现在劳动者的权利意识提高了，所以他觉得光有点合法权益还不够，他要求要有跟企业经济发展、利润水平相关的收入。他们的抗争不是为了法律的权益，而是为了更多的经济利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光有法定的劳动标准、最低工资，可能并不能带来和谐的劳动关系。怎样想办法让农民工的工资有所提升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过去我们也有一个错误的观点，最觉得工资越低，我们就能在国际上赢得更多工作机会，其实在现在的国际分工格局下，我们能够赚到的钱都是血汗钱，他们压低工资来赚钱，这样对企业来讲就没有自主创新的动力，如果你压低工资，企业的创新动力就很弱。随着经济增长，适当提高工资，保持对企业技术创新一定的激励机制，这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工资之外，就是劳动者的社会保险。由于农民工工资低，他加入社会保险的积极性也不是很高，怎样用一个更合理的机制，让更多的劳动者能够积极参加社会保险。《决定》里面也提到要适当降低社会保险缴费水平，尤其是对工资收入比较低的人。我们现在是一刀切，都是按一定的比例去交，比如养老交8%，医疗交2%，失业交1%，将来是不是可以设计一下交社会保险的费率跟工资水平能够做点挂钩呢，在低于一定的工资水平是不是可以少交一点，政府是不是可以多一点补贴呢，这都可以思考一下。另外，现在外来人口加入社会保险越来越少了，有的是自己不愿意加入，另一方面有的涉及到地方财政的社会保障政策，比如说低保，或者是一些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考虑为外来人口开放，他现在收入很低，生存很困难，是不是可以让他加入低保户，这个可以去探索。在这方面，我觉得省级政府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过去大量的社会公共服务的责任都是交给县、区一级的政府，他们的压力很大，要知道我们的财权相对集中，事权又是下放的，要做事肯定要有钱，结果导致了没有钱的做了很多事，有钱的却没有做什么事。

　　广东作为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省份，应该从省政府的角度来做点事情，强化省政府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这样可以令我们的地区差异减少一点。只有当省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提供的主题，同时又发挥很大作用的时候，“广东人”的意识才会强起来。我们过去讲“幸福广东”建设，如果没有省级政府在所有广东居民的福利福祉当中发挥主要的作用的话，我们很难形成一个“广东人”的意识。我觉得广东省作为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地区，作为要率先实现现代化建成小康社会的地区，我觉得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方面，应该要有更大的责任感和更大的作为。我们现在提到要“更多更公平”，讲“更多”就说明我们现在还不够，在讲到社会福利服务方面，我们现在是有争议的。

　　有一种看法是，不要在福利水平方面吊高老百姓的胃口，却达不到他们的期望；另外一种看法是我们今天的福利水平很低，要求给老百姓增加多一点的公共福利这不过分，而且老百姓对福利的需求也不是别人把它吊高的，而是老百姓的一种内生的需求。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不是在全球排第二吗，老百姓也会产生一个愿望，希望自己的生活水平跟国家的实力要有一点匹配。我觉得提高一般公众的福利水平不是在吊高老百姓的胃口。你吊高老百姓的胃口，老百姓的愿意实现不了的时候，可能不利于社会稳定，但是如果你不给老百姓提供福利，老百姓觉悟的时候，可能产生的问题更大。所以，我觉得应该在我们经济发展时，应该为老百姓提供相匹配的福利跟服务，这是我们应该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余锦婷：您刚才也给广东支了很多的招，比如广东要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上注意两点，正因为我们的贫富差距大，所以就要在解决落实底线民生投入方面要做得更多，还有就是我们的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水平和子女教育方面要投入更大的精力，我们希望广东的改革不仅要走在最前面，在成果共享方面也要走在全国的最前面。

　　岳经纶：对，简单地说，我们的经济发展走在前面，社会发展、社会成果的共享也要走在前面，同步发展，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

　　主持人余锦婷：但是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有一个过程。

　　岳经纶：对，但是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理念和思维。

　　主持人余锦婷：我们也拭目以待。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网友的关注，也谢谢岳院长。

来源: 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