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岳院长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决定》指出未来我国要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的深远意义。

　　“扩中”在提高收入和降低税赋之余要重视社会福利

　　主持人余锦婷：网友最关心的是收入分配，其实这几年也在提高最低薪资标准，但是这几年工资涨幅赶不上物价水平，想迈入中等收入水平还是挺难的。

　　岳经纶：工资收入分配是多种利益博弈分配的结果，也不是政府给你加工资就能够做得到的，特别是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员工的工资由企业雇主来决定，政府只能在最低工资标准里面做点文章。我们现在有一些机制，但可能还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说现在我们倡导工资集体协商，由企业工会或者职工代表，与管理方来协商怎么提高工资，这是一个做法。另外，政府能做的就是确定一个比较合适的最低工资标准，并建立一个工资标准与经济增长、物价水平挂钩的机制。当然，政府可能不能简单地为你加工资，但是政府可以通过提供更廉价的公共服务，令到你的支出减少，但实际收入增加。这是一个做法。

　　还有，就是税收制度，税收制度要更合理一点。比如说让高收入的人多交一点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调节，然后所得税的结构要改一改，比如现在3500块以上的都要交税，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机制，因为同样拿3500块，每个人承担的社会责任不一样，有已婚的和未婚的，有小孩的和没有小孩的，要赡养老人的和不需要赡养老人的，责任不同。如果简单用这个税率去套是很不公平的。如果把税制改一改，把社会负担考虑进来，让负担重的人少交点税，这也是让大家收入增加的一种方式。

　　主持人余锦婷：其实《决定》中关于收入分配这一块提到的东西还是挺多的，比如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决定》指出未来我国要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我们怎么来理解这句号以及它的意义？

　　岳经纶：我觉得这句话的意义非常深远。它涉及到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就是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橄榄型就是中间大、两头小，意思就是说一个社会里面真正的高收入群体是少部分的，真正穷的群体也是少部分，大量的是中坚阶层，即我们讲的中产阶级，这个最具稳定性。我们现在的结构是一个倒“丁”字型的结构，中产阶级队伍太少，低收入群体太大，比如农民工、城市下岗工人，这不是很合理的结构。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壮大了中产阶级队伍，减少了两极分化，这个社会就有稳定性了，所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对我们的社会发展意义深远。

　　现在的做法是调节高收入，但问题是很多高收入群体的税我们收不到，因为很多时候高收入的人不是从雇主那拿钱，所以要通过调节高收入这一块来做。另外就是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通过提高最低工资、工资协商，甚至于通过一些社会津贴的方式，让他的收入有所提升。还有就是要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让他们在我们的人口结构当中成为最主要的一块。

　　主持人余锦婷：扩大中产阶级这一块，我们需要做什么？

　　岳经纶：有很多方面，整体工资水平提升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减少他们的税收负担。现在大量的个人所得税都是工薪阶层缴纳的，如果我们计税的基础发生改变的话，比如以家庭作为计税单位，这样都有利于中等阶层的形成。另外就是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政府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比如年轻的夫妇一结婚就面临很多的压力，房价很高，小孩读幼儿园要交很多额外的费用，找个好的幼儿园都不容易。如果经济适用房、保障房做得多一点的话，大家不用一结婚就做房奴；如果幼儿园的基础做好一点、质量高一点，能够做到就近上学，不用为小孩付出额外的成本，这样生活质量就提高了。当然，更理想一点的话，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政府对有儿童的家庭提供一些社会津贴——因为带小孩是个社会责任，为社会提供新的生产力，同时也是我们社会我们民族可以传承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这是一个社会责任——政府可以为他们提供儿童津贴。如果有这样一些东西的话，中产阶级就会壮大，所以其实是有很多事可以做的。

　　主持人余锦婷：政府在扩大中产阶级这一块除了提高工资和减少税负，还可以在公共福利这一块投入更大。

　　岳经纶：对，公共服务不是说穷人才需要，中产阶级也需要，这点意识要树立起来。只有建立好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中产阶级才能稳定、健康成长。比如你现在月入一万块，如果在广州这样的城市生活，交了房租、水电煤气费，扣除上班的交通费、基本生活费，你能剩多少钱？还要交税，其实是没有多少钱可以剩的。

　　主持人余锦婷：最近有新闻说有一批人在北京生活几十年，为了减少生活成本，就在废井底下生活。

　　岳经纶：对。这些事情说起来都是令人唏嘘的，在繁华的京城里，还有这么一批人生活在地下。所以，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减少家庭的生活压力，尤其是像教育、医疗，当中产阶级家庭不会因为孩子读书而额外付出更多费用，也不会因为小孩读书而贫困，那么我们的中产阶级才能建立起来。